这些年里，我们一边说要扩大内需，一边又去用大把钱补贴外需。

建立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向农民提供安全价廉的基本医疗服务，加强农村妇幼保健，全面实施农村妇女住院分娩补助政策，使农民享有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建立健全农村文化设施网络和文化服务机制，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

农民可能只看到三、五年，房子比原来漂亮了，但没有看到土地如果真的权利明晰以后，可以给社区集体，给农民带来一个长远的巨大利益。这个方向符合亿万农民工的意愿，符合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要多渠道多形式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全面实行免费的农村职业教育，进一步提高农村地区高中教育普及程度。但财政支农资金比重总体上处于波动和下降状态，财政支农力度与国家财力的增长状况还不相匹配。

本文是作者1月 9日在本刊举办的2010年的经济政策报告会上的演讲，根据录音整理而成，略有删节。农业用地转化为非农建设用土地的过程，不是一个平等的、协商的产权交易过程，征地范围过宽，征地补偿办法不合理，征地程序忽视农民意愿，失地农民生活无着落、长远生计缺乏保障。不少专家和有关人士认为2009年在启振中国经济中，有国进民退的现象要引起高度重视。

在这一前提下去百家争鸣，争出各种那怕是不同的观点和主张，都是有益发展的。而人保部则报今年全年需就业人员总数超过2400万人，数据相差80%。这是什么概念？这就是说我国目前已有3亿多人是中产阶级了，这比美国全国的人口还要多。2009年两会定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目标为M2=17%，执行中天量信贷使M2=29.64%，达3倍多的GDP增速，但仍称作是适度宽松。

这一结论，与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末讲：因为金融危机还没有过去，许多工作还没有结束，现在打分还为时过早的精神是相违背的。学术研究、科学技术、领导决策中，没有争鸣就不能发展、就没有创新、就形成不了科学的决策。

2008年我国报刊评论印度贫富差距的文章中说：印度11亿人口中一半以上每天的生活费不到2美元，以此来说明印度贫困问题的严重。就象100米赛跑，刚跑出20米，就得出跑在前面的人是第一了。为什么这麽说呢？因为失业率的国际警戒线是7%，若我国的失业率在4.3%，则可悠哉悠哉。县级又比市级核算高出一至二个百分点......。

例如：商务部、财政部、全国总工会预计2009年我国今年待就业人数达4000万人。那么这足球还怎么看？怎么去争鸣和研究它的战术和胜负？这不成了橄榄球比赛了吗？。因为数据的采集不在同一坐标体系上，故两组数据不可对比。即： A）、权威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22.9%，国有企业利润同比下降27%。

在《辩论学》中称作诡辩。这一方面是民众的素质提高了，鉴别能力提高了，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破坏 游戏规则、偷换、混淆学术概念之风愈刮愈烈的结果。

我们若采用国际标准，有可比性，可看出我国存在的巨大差距。经查，各省市自治区政府制定的2009年工资指导线，都比2008年下调了5—10%的幅度。

2008年9月爆发金融危机后，这两年请我讲学的机构比较多，但有个变化，不仅院校比较多，而且党政机关也多起来。 质疑：个人所得与个人所得税，是一种正相关关系，是同方向增长或下降的。例如：失业率的计算公式是失业人数/总劳动力，而总劳动力=从业人员+失业人员。所以要类同细分市场一样去细分不同收入人群的统计，虽然也是人均收入，但显示出了差距。而这股风，对经济学研究这个神圣的殿堂而言，并不是一股好的学风。这一数据，当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很大作用，表明我国强大了，富足了。

进入专题： 经济数据 。什么叫城镇登记失业率呢？就是不计算农民（如农民工）的失业问题，这就意味着2009年返乡后没有再找到工作的2000万农民工，不计算在失业率中。

但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的质疑和模糊呢？我以为，不是这些权威学者不懂，而是出于一些政治和金钱利益的诱惑驱使。尔今，我呼吁在科学面前人人平等，以维护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性。

但若失业率达9.6%，远超警戒线，则需全民皆兵总动员了。这是水火两重天的完全不同的两个决策选择。

但我看到的出示数据却都是2005年—2008年的数据，根本没有2009年的数据，同时也不提2009年有40%左右的民营企业濒临破产、倒闭（中国社科院统计）、天量信贷中对民营企业信贷仅8.5%和民间投资这个接力棒迟迟不能有效启动等等这些问题。我们知道了失业率和失业人数就能推算出我国目前的总劳力。我们可以质疑，但这种质疑不应是情感上的、感觉上的，这不是科学的分析，正确的分析应是有依据的。但是，学术研究有它的游戏规则，即它的主题、要素和概念必须要有科学的、统一的界定和规范。

两个巨大差异的失业率指标，我们到底信服哪一个？又以哪一个作为决策依据呢？。比如，关于国进民退的问题。

2006年我国对外宣布：我国自1978年至2006年，农村贫困人口已从2.5亿人减少到2700万人，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项巨大成果和伟大胜利。拿中国的人均收入做个简单算题：中国的基尼系数接近0.5，假如全国总收入为100元，则其中一半被10%的人获得，它的实际人均是获得5元/人。

在经济学研究中，现在的阶段叫后危机期，是经济危机中的一个阶段，这个周期还没有走完，不能随意改换周期概念。国家公布的我国城镇职工总数为4.1亿人，怎么一下少了2亿职工？ 到底是职工总数应减少2亿人，还是失业率应增大1倍，由各位学者或读者去破解吧，反正数据不透明。

但是全国平均比不出差异，比不出贫富，比不出初次分配的不公，又会误导决策判断。一般情况下，各省市自治区总合的GDP增长率要高出全国核算数据的二个百分点。回想起先辈们，在法制混乱的时期提出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去维护法律的尊严。否则，象上面的例题一样，永远有90%的人群说收入被增长，永远要质疑这一统计 比如失业问题。

而我国对失业问题的数据，不管是公开报导还是相关数据，都是被弱化和相对不透明。但是，根据我国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到本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要求来看，这个中等水平无疑应该是指国际标准。

我们不可否认，各国的GDP一般都要经过两次或以上的调整和修正，但其偏离度仅有百分之零点几的差距，而我国的修正数往往要大出它几倍到十几倍。我们若采用国内标准，是关门自比，与外界没有可比性，则我们富得很。

比如，今年2月初，一份权威机构的报告指出：目前我国中产阶级的规模约为总人口的23%左右。既然出了政策，为什么没有提出目标呢？——这就是将一些科学概念和界定，主观随意性去变动、去解释的后果。